百年清华

林同济:首位与卢卡奇建立学术联系的中国学者

2025-02-14 | 孔伟宇 李雨峰 |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2025年2月5日 |

林同济

1950年8月23日,一封来自中国的英文书信跨越欧亚大陆到达了远在瑞士伯尔尼的富朗克出版社(Fran-ke Verlag),经由出版社转交给卢卡奇,这是首位中国学者致卢卡奇的书信,卢卡奇将这封信收藏在了自己的书房中。在卢卡奇去世后,这封信由匈牙利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手稿和珍本图书部收藏。

海光图书馆

HAIKWANG LIBRARY OF WESTERN THOUHT

209弄16号番禺路中国·上海电话:22361

1950年8月23日

致格奥尔格-卢卡奇博士

瑞士·伯尔尼

亲爱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博士:

我冒昧地写这一份封信,是想要告诉您,我是如何怀揣着巨大的喜悦和钦佩之情阅读您的著作《歌德与他的时代》(Goethe und seine Zeit)。我相信,您在这本书中作出的那种重新阐释,正是未来复兴世界知识和文化的今日之需。您在这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将会开拓一个新的理论前景,将德国在“启蒙运动”(the German“Aufklärung”)的知识与文学遗产纳入未来世界的文化视野之中。

我正负责将您的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向中国读者介绍您和您的观点。因此我想请您提供一份履历纲要,尤其是一份您的主要著作清单。我知道这会强人所难。但是在中国,我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些必要的信息。您能否写一些文字,无论是以序言还是以书信的形式,表达您对中文版著作面世的看法,以及这本书可能会带给身处在命中注定般历史时刻的中国人的影响。这样一来,除了书籍本身的影响外,它还会带有您生动的个人烙印。

我是上海国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同时,我正在管理一家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是我和上海银行的陈光甫(K. P. Chen)先生共同创办的海光图书馆。本图书馆的宗旨是收集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有关论述这些思想家思想的专著,以便我们最终在上海成立一个西方文化研究中心,用于研究西方卓越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为了让图书馆能够设法买到这些著作,希望您能够在提供的主要著作清单中详细地列出著作的出版日期和出版商。如果您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也请特别注明详情。我国大多数人的英语和法语阅读能力都比德语要出色。

您在书中不经意地提到了尼采,请允许我浅谈一下个人见解。毫无疑问的是,纳粹利用了尼采,但是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将他谴责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父。在我看来,尼采是一位反抗晚期资本主义统治文化——这些文化包括国家崇拜和庸俗化的基督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目的是让人类摆脱资产阶级传统的束缚,是在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局限性和自满情绪中为更自由地发展人的个性而奋斗,而且他笔下的“超人”也只不过是为追求这种更加自由的个性而发出的呐喊。尼采以一种声嘶力竭般绝望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语的确在诸多方面都具有误导性,但却能够更加如实地映射出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矛盾与僵局,这是因为尼采话语所叙事的资本主义业已进入最后的阶段了。尼采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individual)”与“世俗(diesseitig)”传统,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将这种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指认的是,他是一个完全无视无产阶级崛起的历史意义的小资产阶级反叛者,他是崇尚个人至上的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奠基者,而他正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对抗当时在国家崇拜中不断滋长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侵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尼采的悲剧在于,他与敌人战斗,却完全捉摸不透敌人的本质和身份,因而他像唐·吉诃德一样。尼采是反对国家的,但是不能将他视为原始法西斯主义者。总的来看,他的思想路线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组织的狂欢(the regimented collesity)”,而不是支持法西斯主义。

我的判断可能有误,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对尼采进行更精炼的重新诠释,就像对在苏维埃俄国因作家身份而受到谴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新诠释一样。或许,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将二位称作是进步思想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进步思想家。但从消极意义上讲,他们也许是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揭露并戳穿资产阶级道德,而且没有帮助和维护它。

如果您能就此发表评论,我会特别感激。

我相信欧洲有不少像您一样批评西方文化史的作家。如果您能告诉我一些他们的名字,我也不胜感激。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林同济敬上

联系方式:海光图书馆209弄16幢上海20番禺路中国

林同济致卢卡奇信(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李雨峰、孔伟宇译)

这封信的作者是时任海光图书馆创始人、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的林同济。林同济1906年出生于福州,16岁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贺麟。1926年,林同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28年毕业后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不仅快速提高了英语阅读与交流水平,而且结交了大量国外理论家和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最新发展有了切身的理解。在读博期间,他还担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讲师,教授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1934年,在日本侵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之际,林同济获博士学位,怀着一颗赤忱爱国之心的他选择回国任教,在南开大学教书,并被学校任命为政治系兼经济研究所教授,担任《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的主编。1937年,作为知识界的代表,林同济受蒋介石邀请至庐山参加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他毅然拒绝了蒋介石关于他加入国民党的邀请。林同济的一生始终没有接受过“学而优则仕”的一官半职,而是坚持以学术参与政治。同年,受战争影响,他陪同家人前往昆明,任国立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政治学系主任,与雷海宗、陈铨一同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形成了以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为宗旨、反思传统儒家官僚文化、提倡民族文学运动的“战国策派”。1945年,林同济与上海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商议决定在中国建立一所规模最大的西方思想文化图书馆——海光图书馆。为此,他遍访欧美各高校和学者,不仅为了寻找经济和学术上的支持,而且计划首先引进100位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作为图书馆首批藏书。他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曹禺一同赴美国各高校交流,还在欧洲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葛兰西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法国哲学家萨特、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等人面对面交流,为图书馆的书籍引介奠定了重要基础。1948年,海光图书馆开馆,一时间在上海名声大噪,不仅众多西方最前沿的思想文化被翻译和引介至该图书馆,而且他们还组织了各类学术讲座,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平台。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林同济被调入复旦大学任教,被钱锺书称赞为“中国真正精通英文的一人半”之“半”的林同济,从政治学研究转向了外文翻译,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并成为中国“莎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在历经沧桑岁月后,林同济于1980年10月20日与世长辞。直至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为建设中国的莎士比亚图书馆而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和书籍。

而1950年的这封信,正是林同济为海光图书馆筹集西方当代最著名思想家图书而作的努力。在他看来,卢卡奇是当时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吸引林同济关注的是卢卡奇于1947年出版的《歌德和他的时代》一书。卢卡奇对于歌德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他在博士论文《现代戏剧发展史》(1909)中专门讨论了歌德的戏剧《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和《埃格蒙特》,以此研究德国古典戏剧与古希腊悲剧的继承关系。在其著名的文学著作《心灵与形式》(1911)和《小说理论》(1920)中,卢卡奇肯定了歌德对于德国浪漫派的批判,认为他是真正自我实现的诗人。而《歌德和他的时代》虽然发表于1947年,但其主要由卢卡奇30年代撰写的多篇论文组成。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将歌德与尼采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理论创造的现实原因是“纳粹政府利用《浮士德》进行思想宣传,将主人公浮士德歪曲为德意志民族的‘超人’,从而将歌德与尼采联系起来,划出一条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刘健:《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德国古典主义——论卢卡奇的歌德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而卢卡奇要做的则是将歌德从纳粹的曲解中解脱出来,使歌德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卢卡奇自身的哲学思考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卢卡奇还将歌德置于时代进步的中介环节,不仅积极地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而且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寻找理论出路。可以说,此时的卢卡奇在借助歌德来连接马克思主义,从而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寻找民族进步的契机。这一点极大地引起了林同济的共鸣,其不仅在于林同济长期对文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寻找出路,文学和哲学是林同济和卢卡奇的共同思考基础。正如林同济在信中所言:“我相信,您在这本书中作出的那种重新阐释,正是未来复兴世界知识和文化的今日之需。您在这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将会开拓一个新的理论前景,将德国在‘启蒙运动’的知识与文学遗产纳入未来世界的文化视野之中。”

而卢卡奇将歌德与尼采相结合的创新研究必然会引起林同济的兴趣。林同济在这封信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尼采哲学,这源自于他长期以来对尼采哲学的关注和化用。当林同济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时候,正是尼采哲学风靡欧洲,甚至被纳粹曲解使用的时期。在这种“尼采热”的浪潮下,青年林同济也积极投身到了尼采哲学的研究之中,并在尼采哲学中寻找到了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鸣之处,这成为林同济的“思想基础”。(《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许纪霖、李琼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尽管卢卡奇和林同济对尼采的解读和创造有所区别,前者将尼采置于德国文学和哲学传统之中,后者则创造性地将尼采的“超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相结合,但两者都在从中寻找民族与个人解放的未来。毫不夸张地说,两者关于尼采哲学的对话是富有跨文化对话性的,甚至对于当下学术界的尼采研究来说都极具创新的意义,有必要对尼采哲学以及两者对尼采的解读进行再阐释。笔者推测,卢卡奇当时回复了林同济的这封信,否则他不会将此信珍藏。但遗憾的是,卢卡奇回复林同济的信件并没有保存下来,回信的内容只能留待后人揣测琢磨。

时隔74年,这封首位中国学者致卢卡奇的信再次“回到”中国。2024年11月9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匈牙利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首个卢卡奇历史文献展览“卢卡奇的学术人生”顺利开展,匈牙利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手稿和珍本图书部主任巴布斯·安塔尔(Babus Antal)将这封信的高清扫描件赠送给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目前,这封信展出于南京大学哲学学院一楼,期待中国学者去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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