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做班长不是民选的,刚入校,谁也不认识谁,反正黄老师点名叫临时做,心里想着也就是给大家跑跑腿,是件好事,就应承了。没想到一做就没下去,愣干了三年。我其实真不是一个班长的料,既不会说话,也不会来事儿,老师说啥就做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误人之嫌,惭愧。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好,还特能干。有些创举在校园里是开了先例的(未经历史考察),比如汪克和秦勇发起的武术协会,还有我们搞的紫荆花校庆纪念章。另一个印象特深也特好玩的就是重摆教室里的桌椅和宿舍里的床铺。同学们靠着田学哲先生刚教的一点空间设计的原理,就兴奋地在身边实用起来,创造自己的小天地。现存的桌椅不够用,还想出鬼招把废弃的日光灯管儿串起来在门口挂出了一幅半透明的屏风,引来高低班同学的参观。宿舍里的上下床很快也都挪位了。再加上建筑系学生特有的武器画图板,和有些同学长年不摘的蚊帐,宿舍里更是有许多眼花缭乱的小空间了。这阵风刮起来以后,建筑系学生的教室和宿舍好象再没点变化就不够格了。
在入学头几年,建筑系有一个现象对不少同学都挺有影响, 那就是加班熬夜。这风气应该不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的,但我在班上带了一个影响很不好的头,大概害了有些同团思想工作对大学生的直接影响力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团体和学生自发组织,将来可能会类似美国各所高校里的许学也跟着攀比。后来就变成好象做设计本来就该熬通宵,经常弄得人筋疲力尽,没达到学习上最好的效果。但有些同学很少受影响,最知名的就是潘宇,到点准睡,无论宿舍里有多吵,他的觉雷打不动,功课照样做完。这种作息才是效仿的榜样。
说起每个同学的特色,刚开始做班干部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帮班主任和辅导员给同学写鉴定。这东西那时候还进个人档案,那可了不得,毕业分配、入团入党可都有它的份儿。所以我们班委得绞尽脑汁找好话说或者用不疼不痒的词儿,还得尽量互相不一样。其实大学生涯是很需要引导和批评的人生阶段,在中国大学正在慢慢失去官方的党多兄弟会,就会很快衍生出来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学校和老师应该细心地观察、引导和鼓励这些组织的发展,以保障学生有咨询人生道路的去处。
在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党团工作很深入,但同学之间那种兄弟姐妹互助互励的交流对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更大。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我后来一直特别庆幸能在建22做过几年的班长。因为这个职务和工作上的需要,我有和班上所有同学谈心的机会。这种非调侃形式的谈心那时候常常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情,而且往往很机械,为了完成任务。但这种交往给了我和很多同学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探讨人生的机会。我们班的同学都特有想法,虽然作为班长当时总是以“我比别人知道的多”的姿态出现(好不招人讨厌),几十年后才体会到当时和其他同学的一些争论对我自己后来的一生能有那么深远的影响。时间过去的越多,我越感激我们班同学给我的这个机会。也真心希望我给一些同学当时的大学生涯和后来的成长起到一点好的影响——时间是所有事物的仲裁。
祝愿所有同学人生常乐。
(82级校友屠晓方 《清华人》2007年第2期 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