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毋庸置疑，我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多亏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读过一篇转载于《作家文摘》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文章《1977：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 》，其中提到：邓小平复出后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是那时不甘沉沦的青年的个人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诺曼底登陆”。对此我深有同感。我虽然不是那时参加高考，但是我真切地知道，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国家还沿着之前的轨道运行，像我这样一个“地主”、“右派”的儿子，绝对没有迈进大学的机会，也许今天还在湖南偏远的山村耕作。

我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全靠国家的助学金政策。

那时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父亲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生活。我记忆犹新，有一年放寒假回家过年，父亲跟我算账，说今年家里给你寄了300多元，我一想怎么也没有这么多啊，就争辩说哪有这么多，父亲说：“你看，单位发给我的长裤给你寄去了，30多元，手套寄去了，5元，我的上海牌手表给你了，170多元，从邮局给你寄了三次钱，加上去学校时带的，三百多呢！”当时我就哑巴了，心里甚至有点埋怨父亲如此小气。多年后我也做了父亲，回想当时家里的窘境，体会到父亲的艰辛，埋怨成了感恩，也更加感谢国家给与我的助学金。

说起助学金，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入学时的班主任周中平老师。我入校整整迟到了一周（再迟两三天就会取消我的入学资格了），报到时，班集体开学前的适应性活动都结束了。大概是第二天就要上课了，周老师让北京的张伟、张志军同学帮我一起办理各种入学手续（同学姓名或许会记错，那种最纯真的帮助20多年来铭记在心），还记得是他们俩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的。周老师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之后，帮助我申办助学金。我拿到了金额最多一档的助学金，每月22元。我当初也来不及想什么，每天紧紧张张地上课，拿着助学金换的五食堂的饭票吃饭。但是就是这笔钱（我之所以用“这笔钱”，是因为那时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保证了我吃得饱、保证了我身体的发育，我在大学阶段足足长高了六、七厘米呢。当然更就保证了我能够完成学业。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笔钱哪！

周老师对每个同学都满怀爱心、热情，尤其对班里家庭特别困难的同学给予了更多关爱，每每回忆起20多年前的情景，我都为之感动，不禁鼻子发酸，热泪盈眶。那时我们离开各自的家乡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农村的孩子哪个不是懵懵懂懂的呢？周老师不仅关心我们的读书学习，关注我们的思想情感，而且生活方面也像母亲一样关照我们。班上每个同学可能都到她家吃过饭，她对每个生病的同学都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周老师的时候她还说起我们班上从前的事，说到对个别同学没有照顾好，那情形就像母亲回忆儿子似的。周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的爱，何尝不是一笔无价的助学金呢！

这种感恩慢慢就变成了我的助学金情结。每逢说起与学费有关的事情如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学费、赞助费、生活费等等，我都会回忆起我那时的助学金，也对如今的高收费十分感慨。我家的远近亲戚，只要是因为学业经济有困难，我都会尽力资助。我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发财后要做善事，第一就是设立奖学金，资助那些穷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我知道，我们班上那些事业有成、已经发了财的同学，也已经干了、正在干着这种善事。我向他们致敬。我也想通过《清华人》告诉母校那些家庭穷困的孩子们：清华人有的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情怀，有很多清华人在关注你们，随时准备伸出援手提供帮助，自强不息、努力进取是我们共同的传承！

（1982级环22班 钟晓红）